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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西旁景教遗址”
时间:2024年02月05日
来源:吐鲁番日报
●何为景教
景，“光也”，景就是光。在古代中国，景教也被称为“波斯经教”“秦教”，其寺院被称作“大秦寺”等——“大秦”则是指罗马帝国。景教就是唐代对从波斯（古代伊朗）传入中国的一支基督教的称呼。至于这个基督教分支究竟属于历史上亚洲基督教中的哪一支系，学术界则说法不一。清朝末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但一些现代语言学者则称为“东方叙利亚教会”等。
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形成于公元5世纪。当时基督教内部围绕“三位一体”、圣父与圣子之间关系、圣母玛利亚地位等问题，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以拜占庭牧首聂斯脱里为代表的一派，因为主张“二性二位说”而在当时的基督教公会以弗所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剥夺其大主教职位，并驱逐出教。聂斯脱里的信徒逃亡到波斯寻求庇护，开始向中亚等地传教。
除聂斯托利派外，按亚洲基督教史的说法，大约从使徒时代起就有福音传入亚述、波斯、甚至印度。在以后时间里，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伊朗、中亚等地的基督教形成了不同的支系和教会。这是基督教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时的背景。景教和先后传入中国的祆教、摩尼教，被称为“三夷教”。
●景教的传播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记载来源于一块石碑——唐建中二年（781年）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现藏于西安碑林，记载了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传入长安的历史始末。唐武宗“会昌法难”时（840-846年），景教也受到殃及，僧众皆敕令还俗，景教陷入低谷。元朝时景教发展迎来新的机遇，蒙古高原的克烈部、乃蛮部和汪古部等流行景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后，蒙古汗廷中的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大臣皆为虔诚的景教徒。随着元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扶持，景教再次在中国流传，在一些地区与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相互影响和交融，谱写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史话。
相较于景教在中原地区的大起大落而言，景教在我国新疆地区（古西域）的传播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由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景教在唐代从中亚地区传到了新疆的疏勒、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地，并以新疆地区作为中转站，向周围地区传播。“会昌法难”事件后，可能有一些中原的景教徒迁居到了吐鲁番等地。北宋初年，一位使臣王延德奉命出使定都吐鲁番的高昌回鹘王国，他记录了当时景教在新疆地区的流行情况。一些史料显示出，唐至元代景教在新疆地区有三个流传区域：吐鲁番、喀什、伊犁。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便是当年新疆众多的景教遗迹之一。
●西旁景教遗址的发现
1904—1905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发现两座景教寺院遗址，一座位于高昌故城东郊，另一座就是位于葡萄沟以西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在西旁遗址，德国人盗掘了1000余件用多种语文书写的景教等文书，包括汉文、叙利亚语、回鹘语、粟特语、新波斯语等。这些文书被解读后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基督教世界的高度关注，人们在这些文书中发现了大量前所未知的内容。除了基督教礼仪文献、《圣经》、祈祷文、圣徒传等外，还有医药文献、古希腊哲学著作等；更有意义的是一些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抄在同一纸张的两面的情形。
由于当时德国人记载的不详，西旁遗址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一个谜。按照德国探险队的记载，西旁遗址位于布拉依克一带，从多种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个地方就是葡萄沟，因此，出土大量景教文献的西旁遗址就位于葡萄沟附近。
2004年，吐鲁番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从当年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拍摄的照片中，查找出拍摄于1905年的西旁遗址（Shu?pang，也译为水房或水盘）的照片，它们记录了遗址的状态和周围地形，为确认这处遗址提供了线索。
为进一步确定西旁景教遗址的具体地点，考古工作人员开始了对葡萄沟周边区域的调查，从位于葡萄沟以西4公里的桃儿沟开始，对每个山头都进行了勘查。当考古工作者走到葡萄沟和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南麓的一个山丘旁时，一个向南延伸的小山包穿越了近百年的时光和德国人的照片相遇了，2004年的这个隆冬，考古工作者拿出照片在旷野中和遗迹一一比对上了所有的角度时，西旁的位置终于确定了。
●“考古中国”与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发掘
“考古中国”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主要针对一些重要考古发掘和大遗址保护。“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
2021秋季及2023年春季，中山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西旁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该项目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这次发掘除了初步探明了该寺院的形制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且种类丰富文物，包括汉文、古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及其他文字的文献，壁画残块、陶片、瓷片、纸张、地砖、木制品、织物、玉器、玻璃器等，以及果实、农作物、食品、残留物、排泄物等。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19世纪末出产的印有俄文的火柴盒，匈牙利文报纸、书页残片、烟头，以及民国时期的铅笔等，印证了遗址曾遭探险家盗掘。
西旁遗址保存状况较好，结构完整，其建筑方式和出土文物体现出景教本土化和文化交流的现象。遗址整体布局呈南北向三组并排，符合西亚、中亚地区景教教堂的典型“三殿式教堂”布局。另外，它的建筑技术、材料等则是吐鲁番的本土传统，其中采用的斗拱等又源自中华传统建筑技艺。采用多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反映了景教信众的多民族背景。从文物角度看，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以及壁画颜料、绘画技法、风格等反映的当时景教与佛教、摩尼教绘画及唐代绘画之间的联系，都反映出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鉴的情形。遗址出土的产自内地的北宋漆碗和“熙宁元宝”钱币、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等，则是当时景教本土化的鲜活证物。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唐至元代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景教寺院遗址，加上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使之具有无比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对于研究基督教历史发展、景教考古、古代西域语言文字、基督教文献，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通过对遗址的文物保护，还可以用来展示利用，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说出它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吐鲁番市文物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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