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于纸上的中华瑰宝
——吐鲁番文书■胡颖 李滋
时间:2025年09月16日
来源:吐鲁番日报
吐鲁番文书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文物实证，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书所见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史实，见证了古代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走进吐鲁番文书的世界
吐鲁番文书是指新疆吐鲁番地区各类古遗址中出土以纸质文书为主体（另有木质、砖质、石质等）的古代文字记录，是吐鲁番地区留存的珍贵的考古和历史实物资料之一。吐鲁番文书（包括碑刻、墓志）多从阿斯塔那古墓群、巴达木墓群、洋海墓地等墓葬遗址出土。
从墓葬中出土的文书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书籍或是文字档案的留存形式有一定差异，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它们在展厅中呈现的多是形状各异的残片。
这倒不是因为埋藏过程中的腐蚀或是盗掘的破坏，而是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有用纸质明器陪葬逝者的习俗，而纸在当时比较紧缺，因此他们会二次利用废弃的文书制作，这些文书多被裁剪制成逝者穿戴的靴履、冠帽、腰带或枕褥，甚至糊作纸棺等，它们是作为葬具留存下来的。
除墓葬外，文书的出土地点还包括佛教洞窟遗址（如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古城遗址（如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以及建筑遗址（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台藏塔等）。
文书抄写年代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及唐西州时期，主要是公元4至8世纪，最早期的文书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如阿斯塔那53号墓中出土的《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契》，距今已经1700多年。
这枚《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契》木简上写有：“泰始九年二月九日，大女翟姜女从男子栾奴买棺一口，贾练廿匹。练即毕，棺即过。若有人名棺者，约当召栾奴共了。旁人马勇，共知本约。”大意是：有一个叫翟姜女的妇女用20匹练，于泰始九年二月九日（公元273年）从一位叫栾奴的男子手中买一口棺材，见证人是马勇。从木简上的内容来看显然是一个契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合同。
◎记录吐鲁番先民生活的万花筒
文书包括官府函件、簿籍、契约、案卷、衣物疏、墓志、古籍、佛经等，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根据学者的研究，吐鲁番文书大致可分为三种——丧葬文献、随葬典籍和公私文书。
（1）丧葬文献。如随葬衣物疏、墓志，记录了墓主的埋葬物品和生平事迹，是了解当时葬俗和墓主最重要的文字资料，反映着当时冥世观念，如本次展览中“事死如生”单元中乌尔塘古墓出土《张公买阴宅地契》等。
（2）随葬典籍。多为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这些文献随墓主人埋入地下，体现着一种时代观念和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本次展览中“典籍扶稚”单元中就有《论语》《千字文》《诗经》等，《〈论语〉郑玄注》残卷中的笔记更是生动地展示了一位名叫卜天寿的小学童的烦恼，原来千年前的他们同样也要写作业。
（3）公私文书。这部分文书的数量最多，它们拥有着多重身份，一开始可能作为官府的诏敕、符、牒、辞、启，私家的书、抄、契、帐等流通，记录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而失去留档价值后，他们又被重复利用制成葬具，体现着有关丧葬的理念。在展厅中的很多单元中都有它们的出现，如《郭毡醜告身》展示的唐代“任命书”和《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岑参的账单等。因此，即使它们被剪制为各种形状，残留程度不一，但在修复、拼接和缀合中展现出的仍是吐鲁番先民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流动的日常细节。
此外，还有洞窟、寺院等遗址出土的文书，大多数是与佛教、道教、景教等宗教相关的典籍，使用的语言文字多样，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粟特文、婆罗米字母、古叙利亚文都有出现，如展出的《西夏文佛经残片》等。部分典籍还是用公私文书的背面所写，也保存着一些公文或私信资料。
◎照亮历史画卷的闪闪萤火
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物质，从文化到社会，从万千众生的点滴生活到掌权阶级的治理统治，吐鲁番文书承载的信息浩如烟海，它是由当时吐鲁番先民共同写就的一本“史册”，也是我们研究吐鲁番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现在，我们拾起的每一片文书残片都是可以用于拼凑彼时图景的“拼图碎片”。
各种商业文书让我们知道了千年前吐鲁番的各种商品甚至房子的价格，生动地传达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烟火气息；多种语言文字和书法字体中渲染着的则是此地多元文化的交融；记载着各种制度和治理政策的文书，以及各种儒家经典的出现显示着这里有着与中原地区相似甚至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是唐朝经略西域的生动实践。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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