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意味着什么？
■阿迪力·阿布力孜
时间:2025年11月14日
来源:吐鲁番日报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庸调麻布。
浙江、江苏、河南、安徽、山东等大运河沿岸地区，是我国唐朝时期重要的纺织基地，唐朝政府从大运河沿岸征收的光鲜亮丽的丝绸和结实耐用的麻布，调拨给西州、伊州、安西和北庭，缓解了西域军事物资的不足，增强了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
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很多麻布和丝绸质地的庸调布，就反映了唐朝时期吐鲁番地区与大运河沿岸地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外观
1968年出土于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06号墓“开元九年庸调布”，长240厘米，宽56厘米，上面有几行墨书：“西浦里贺思敬 □县光同乡贺思敬调布一端，开元九年八月日，专知官主薄苑”。上钤朱色篆文“□县之印”三方。
这几行文字给我们透露了关于这块庸调布的基本信息：居住在今浙江宁波同光乡西浦里的村民贺思敬，交了调布一端，时间是开元九年八月某日，即公元721年。
庸调布也有丝绸质地。如1973年阿斯塔那192号墓出土的一件绢，残长73厘米、宽59厘米，原为绢制平纹被单，一端有墨书“河南府长水县归人乡刘元楷”，下有倒写草书“行达”；“长水县”上有朱色篆文“长水县之印”一方。“长水”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境。
意义
庸调布在全国出土十分罕见，吐鲁番考古发现庸调麻布和丝绸调布，为我国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也是唐代在吐鲁番实行租庸调制的重要实物例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进行10多次考古发掘，共发掘400余座墓葬，出土大量纺织品（丝绸、麻布、棉布）、文书、俑塑（彩绘泥塑和木雕）、木器、食品、绘画作品、生活用具等珍贵文物，其中包括麻、丝质地的庸调布。
由于新疆干燥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这些租庸调布1200多年来保存至今，这些边疆地区发现的稀世珍宝，见证了租庸调制在中原及西域的实行情况，也表明了新疆文物考古为我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来源
我们从庸调布题记上看，这些庸调布不是新疆当地生产的，而是来自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其中大部分来自大运河沿岸的州县。说明大运河沿岸各地与包括吐鲁番在内的西域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唐代史籍记载，这些庸调布匹多用于中央政府军事开支，由各地上交的布匹，有一套严格的收缴管理和使用制度，缴纳到唐朝中央的庸调布归“左藏署”统一掌管。
用途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庸调布19件左右。包括上世纪初斯坦因发现的2件，共21件左右。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至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庸调布主要分麻和丝两种质地，还有麻布和丝绸混合缝制的，主要用途包括制作褥子被单、缝制服装，制作用于装运粮食的麻袋、绘画底料（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就是画在麻布上的），还有用于丧葬时披麻戴孝的衰服。这些用途各异的丝绸和麻布，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唐朝时期，从大运河沿岸运往西域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麻布、纸张、漆器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其中，丝绸、麻布也是重要的军用物资。
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的庸调布是唐朝时期从大运河沿岸运至西域极少的一部分，研究资料表明，几十万匹（段）庸调布多次由东向西运往西域的伊州、西州、安西、北庭等军政机构，缓解了西域军用粮食和其他物资不足的压力。
社会背景
唐朝初期，隋朝末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社会发展面临百废待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封建国家的税收收入，公元619年和624年唐政府两度颁布租庸调制。唐朝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推行均田制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比较具体的内容有，每个男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租”；而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调”；服徭役二十天，称“庸”。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
租庸调制有明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
除了上面列举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麻布、丝绸庸调布之外，考古人员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中，也可以看出租庸调制在唐代西州的实施情况。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文书残卷上常常见到，在姓名、年龄之下注有“小男”“小女”“丁寡”“课户”等字样，表明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在唐代西州确曾得到实行。
此外，部分专家们认为吐鲁番文书出现的“地子”，实际上就是“地租”。从吐鲁番文书的内容上看，唐朝在西州地区所征的实物地租有麦、粟、枣类。据史书记载，西州地区每年向中央政府交纳贡礼，主要有丝绸、棉布、毛布、毡子、刺蜜、葡萄等，这些地方物品由州县负责，但须当地各农户承担。每年到了秋季，租庸调由地方官员负责征收，麦、粟则送交唐朝在西域的最高政府机构——安西都护府作为军粮调拨之用。
唐朝在吐鲁番等地实施租庸调制，在服役项目和缴纳赋税等方面有一些地方特点，但以丁为本的唐朝赋税制度，在这里得到较为全面的贯彻实行，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是西域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麴氏王国，建立西州，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后设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安西四镇。公元702年设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县），两个都护府管理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在大一统的管理之下，西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唐朝打败东、西突厥后，中央政府强化了西域的军政设施，陆续扩大军、镇、戍、守捉、堡、烽候等军事编制。北庭都护府的管辖有伊吾军、天山军、瀚海军、清海军、静塞军、金牙军、玉河军等，这些部队平时进行屯田，战时出兵作战，增强了防御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安西屯田每年收入约26.17万石，占军粮的62.43%，北庭屯田每年收入是29.38万石，占军粮的73.67%。可见当时的军屯规模大、产量高。但是唐朝西域的这些粮食收入，还不足以保障军队的后勤支出，为维护西北边陲的安全，每年开支的军政费用相当可观。如为提供军粮每年从中原调拨织物折换，朝廷每年给伊州、西州、庭州绢8万匹，折粟10.5万石，给安西12万匹，折粟15.75万石；每年朝廷给伊州、西州、北庭折绢40万段，安西30万段。朝廷一贯把西北边防置于重要地位，所以对安西、北庭军费充分供给，列于国家开支的优先部分。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河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大运河沿岸的地区，是我国唐朝时期重要的纺织基地，生产的丝绸和麻布产量高、品种齐全，而且丝绸的花色品种繁多，质量上乘，这些地方生产的丝绸沿大运河和陆路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各地，如唐朝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三首》中所写“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给西域居民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与此同时，唐朝政府从大运河沿岸征收的光鲜亮丽的丝绸和结实耐用的麻布，调拨给西州、伊州、安西和北庭，缓解了西域军事物资的不足，增强了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
从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情况看，大运河沿岸的地区送来的这些庸调布，有可能作为军用物资被发放给伊州、西州、安西、庭州等地的戍边、屯田将士，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写有庸调字样的织物，见证了他们“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戎马生涯。有的将士将一小部分庸调布收藏起来作为纪念，死后还被随葬于自己的墓穴里，希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依然享受着为祖国边疆安宁浴血奋战的光荣岁月。（作者系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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