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日报 -04版:文化周刊·人文-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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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城坡上养牛藏在吐鲁番文物里的古人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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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8日 >> 04版: 文化周刊·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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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吐鲁番文物里的古人书单

时间:2025年11月28日来源:吐鲁番日报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千字文》残卷（一）。图片来源于《中国民族》杂志

　　▲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注，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图片由新疆博物馆供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出土的前秦时期《诗经》残页。图片来源于中国民族报微信公众号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年代为唐代。图片由新疆博物馆供

　　◎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国传统蒙学读物之一，作者为南北朝梁代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当时，按照梁武帝的旨意，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命周兴嗣编纂成文。其通篇每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结构整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千字文》一经出世，便被梁武帝当作教习诸王识字的模板。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字，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千字文》作为儿童识字类童蒙读物和书法练习模板，在全国广泛流行，并传播到西域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巴达木等墓葬发现的大量《千字文》习作写本及残片，实证了源自中原的《千字文》在西域的流传。目前，新疆博物馆收藏有4件《千字文》残片。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大量《千字文》残卷，均为唐代学童习书，有的往往一字重复书写，实证了自贞观至天宝年间周兴嗣所撰《千字文》是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识字的范本。

　　◎唐代学生的课本：《论语》

　　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创立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东汉时期，郑玄历时12年完成《论语》郑注，对《论语》进行全面的注释，使后世学习《论语》更加容易。北朝时期《论语》郑注流传较广，到了唐代不被人重视，宋代以后基本失传。但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注的写本残本，使这部书又大体呈现在世人面前。
　　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葬的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注，亦即享有盛名的卜天寿写本。该写本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内容相对完整，涵盖《论语》正文以及相应注释。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3篇。
　　据写本内容来看，书写工整，字里行间透露出稚嫩的气息。写本最后有抄写者的姓名、籍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文字表明，该写本为12岁的学生卜天寿抄写，抄写时间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也就是公元710年，抄写地点是“高昌”，即现在的吐鲁番。“义学生卜天寿”，“义学”指唐代民间的私塾，表明卜天寿上的是当地的私学。这说明在12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就有供适龄青少年上学的私立学校，《论语》是学习课本之一。更有趣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还写下了一首有错别字、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从1959年至1975年，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27号、85号、184号、363号5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20多件。由于被裁制成服饰或葬具，写本难免破损残缺，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字句被保留下来。
　　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郑注，大多为官办学校和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新疆地区教育和办学等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赋诗、考试必看：《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列入《六经》，为儒家教育子弟的重要课本。在隋唐科举考试中，《诗经》为必读教本。当时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志士以赋诗为雅兴，整个社会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新疆吐鲁番出土有关《诗经》的纸质文书，反映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
　　1959年到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喀喇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唐时期墓葬400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文书，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的同类文字，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确定为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至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之间的文书，被判断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辎衣》，还有《小雅》之《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相当于公元510年至52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无不具有艺术感染力。
　　2006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对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十分丰富。出土的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论语》《诗经》和户籍类文书的发现，反映了先秦时期吐鲁番高昌文化的繁荣情况。
　　1600多年前《诗经》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流传到地处边远的西域，中原地区治国理政的思想也随之传入西域，对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学名著，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过文学艺术加工而来。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一读《三国志》。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有研究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志》手抄本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出土后，有关部门对其纸张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了检测和分析，测定这本《三国志》的抄写年代约为三国至东晋年间（公元265—420年间），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西晋年间（公元3世纪末叶）。从中不难看出，在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域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国志》成书后如此迅速地在西域出现手抄本，可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是1965年1月10日在吐鲁番安乐古城南距苏公塔1公里一座佛塔遗址的陶瓮中发现的，瓮外有铁镞木箭20余支，瓮内有还有《妙法莲华经》等佛经残卷、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和其它文物。
　　有研究者推测，《三国志》这本史书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这本历史名著。这件文书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从吐鲁番安乐古城遗址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中，可以领略到1500多年前吐鲁番居民书法艺术的风采，也展现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紧密的文化交流。

　　◎最古老的法典：《唐律疏议·名例律》

　　该残卷为《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中“称众谋”和“称加减”条“疏议”中的一部分。在原文中第九、十行和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行中部钤有朱印，印文为“西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卷是唐王朝作为现行的国家法典而颁布的。
　　《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吐鲁番出土的该法律残卷，实证了唐朝律令格式及典章制度在新疆地区的施行，体现了唐朝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和管辖。
　　（稿件来源：天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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