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百万余言东汉郑玄为何对中国经学影响深远？
时间:2025年12月15日
来源:吐鲁番日报
导读：礼乐传统是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之一。作为礼乐传统的主要论述者，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127—200）以礼为本，遍注群经，奠定了后世1700余年的经学知识基础。近10余年来，随着经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对郑玄的研究也在现代学术中持续推进，呈现出多学科、研究队伍年轻化等特征。
从汉初独守残经到东汉崇尚兼通，汉代经学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经师和比较五经异同的作品均已出现。那种将五经融为一炉，再现经书中的先王之制圣人之道的经学著作呼之欲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师郑玄。
古人将“经”训为“常”，认为五经是承载三代文明的先王政典，又包含超越性的圣人之道。然而正如朱熹所言“礼经之文，诚有缺略，不无待于后人”。五经经历战争、秦火，散乱亡佚，并无全经，遑论定本。有赖后世经学家整理文字、弥缝异说，经书才可读可考。此外，五经经文并非明确直观，必须依靠经师训释推阐才能为人理解并应用。东汉末年的郑玄，正是经学历史上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晓璇介绍，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郑玄通过“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结束两汉“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散乱局面，开启经学“小统一时代”。但皮氏也批评郑玄杂糅今古，导致两汉经学家法亡佚，即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随着当代学者对汉代经学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郑玄解经方法的研究后出转精，我们已经可以摆脱皮氏成说，在两汉经学发展的语境下重新定位郑玄经学。
汉代经学从独守残经到崇尚兼通
战乱和秦始皇焚书使经书大量散乱亡佚，经师传经多只靠口传默识。西汉惠帝除挟书律之后，民间经书往往颇出，一时出现“经有数家”的局面。以《诗经》为例，西汉初年传《诗》者，在鲁有申培公、在齐有辕固生、在燕赵间有韩婴，即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诗》在不同地域流传，形成后人所说的“三家诗”。此外又有古文《毛诗》在民间流传。此时期经书多有缺略，不同来源的经书篇目数量、次序及内容等多有不同。
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使博士弟子治经成为利禄之途，有力推动经学发展，也改变了经学的面貌……朝廷以辨经的方式判断师法高下，于是各家经师无不努力完善自己的经说，其结果就是章句之学的兴起。
章句的发展虽然出于坚固家法的需要，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各经的沟通。
另一种“通经”的力量来自官方经学会议。东汉章帝时，为解决“章句之徒，破坏大体”的问题，召开白虎观会议，欲依靠皇权力量将分歧的章句进行整合，试图通过“使诸儒共正经义”的方式做到“永为后则”。
至东汉后期，“通经”终于成为时代风气。东汉几乎不再增立经学博士，解经文体和经学风气都发生较大变化。与西汉初年专经风尚不同，东汉经师往往兼通数经，古文家更是博览多通，出现不少学无常师，遍习五经的“通人”。
从汉初独守残经到东汉崇尚兼通，汉代经学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东汉末年，遍注群经的经师和比较五经异同的作品均已出现。那种将五经融为一炉，再现经书中的先王之制圣人之道的经学著作呼之欲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东汉末年的经师郑玄。
郑学的体系
郑玄一生著述凡百万余言。在注经方面，郑玄十四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而注“三礼”；后来，郑玄在多方征召下拒绝出仕，又注《论语》《毛诗》《尚书》；此后避黄巾之乱于徐州，注《孝经》；临终前注《周易》。完整留存至今的，唯有“三礼”注和《毛诗笺》。
郑玄经学最大的特点在体系性。郑玄解经以“三礼”为核心，“三礼”中以《周礼》为核心，以《周礼》注“三礼”，再以“三礼”注群经诸纬。因此清人将郑学概括为“以礼注经”。借用这种方法，郑玄以五经经文建构了一套严密而完整的经说体系。
经学经历秦火书缺礼废后，由经师口诵默识独守一经，到各家争立博士章句兴盛，再到东汉后期为训诂尚通经，最后由郑玄遍注群经“囊括大典”。郑玄沟通经文，使五经呈现为一套严密而完整的经学体系。如果说孔子整理并创造性地继承了周代的礼乐文明，那么郑玄也以其遍注群经的努力，重新为我们照见五经中的先王之制和圣人之道。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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